贾邦奇和曾光混熟了，他是读书人，比神棍们有见识，知道在穷乡僻壤里闹腾不出什么大动静。
于是，一次闲谈中，他就跟曾光等人商量想要成事，最便当的办法，就是联合湘西当地土司，以他们手里的兵力做本钱，然后北上洞庭，沿长江东进，夺取南京，以此震动天下。
如此，其他地方教徒也可以顺势起事，从而达到推翻朝廷的目的。
说干就干！
贾邦奇为了体现自己是“君权神授”，写了一本叫《大乾启运录》的宣传手册，又造了一颗“太乾太极皇帝之宝”的印章。
然后让两名心腹带着自己亲笔书信和《大乾启运录》到湘西土司彭永年那里游说，让彭永年加入他们的团伙。
面对两个农民的空口白话，彭永年就是再傻也知道如何抉择。
起兵跟你们混？
单挑大明？
吃错药了吧？
他立刻就把来人抓了起来，接着给贵州巡抚何起鸣和湖广巡抚王之垣发文，让这两位朝廷命官一起出手抓人。
毕竟平时这种顺手就能捞着的功劳不多，见者有份，而且事后也靠着他们二位向朝廷报功。
于是很快，造反团伙首脑除了曾光之外全部被抓获。
现在，摆在王之垣面前的就是这份案卷，里面在逃人员曾光的信息。
实际上，曾光案在大明影响甚大，贾邦奇和其所写《大乾启运录》被视为妖书。
生员贾邦奇、妖道金云峰、曾光的案子报到京城，不仅在于引起朝野的关注，是惊天大案，更是被张居正利用，成为整顿清议的理由。
是年，一些文人在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的时候热心抨击朝政，称为清议。
对此，朝廷一直十分恼火，视为妖言惑众，无关乎当权者是高拱亦或者张居正。
而摆在王之垣面前的卷宗，清晰记录着在逃案犯曾光就是个妖道。
“妖道，妖道”
王之垣一番思索，很快就想到了破局办法。
这曾光以道士身份在湖广、贵州等地活动，交友甚多，而何心隐早年也曾拜入道门。
有无证据无所谓，捏造几份供词，就说何心隐和曾光有过接触，那他就可以以此派人抓捕进行审问。
如此抓人，完美避开敏感的禁讲学新政。
于是乎，王之垣马上行动，紧锣密鼓完备了口供，当即下文抓人。
把何心隐和谋反钦案联系上，这影响可不小。
就在湖广官差赶往孝感一旦抓捕何心隐的时候，已经接到京城风声的何心隐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果断躲回江西老家。
不管是何心隐还是魏广德他们看来，只要回老家，有乡邻照应着，就算湖广方面手段通天，也奈何不得。
毕竟，江西这边未必就卖你湖广官员的面子。
只不过魏广德、谭纶等人没想到的是，王之垣把何心隐和曾光案联系在一起。
涉及谋反的案子，江西官员就算不想管也不能。
于是乎，就算选择躲藏，但是湖广给江西发文抓人。
湖广方面给出的理由就是，经过秘密走访调查，何心隐和他的同乡罗巽，两人都曾经出家当道士，又都喜欢学习天文遁甲这些朝廷明令禁止的“妖术”，和妖道曾光似有联系，需缉拿归案审问。
对此，江西方面也不敢敷衍了事，只能将湖广行文移交吉安府抓人。
于是，何心隐在江西被拿下，并被解往湖广武昌。
应该说王之垣手段真的高明，知道还需要夺回江西很难抓人，于是用钦案为理由让江西不得不动手拿人。
魏广德知道消息，已经是一个月后，临近年关之时。
不过这个时候魏广德就是想再和张居正商量，尝试把人捞出来也是晚了，因为人已经死在牢中。
湖广给刑部上报，何心隐死于疾病，他从江西被押送湖广上得了病，没有挺过来，就死在牢里。
不过，更多人相信何心隐是被时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命人杖毙于狱中，甚至还传出所谓何心隐临终的话：“君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也。”
其实这话，最早是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所载，杜撰成份很大。
毕竟，就算是王之垣也是不能够正大光明处死一个有功名在身的士子，何况还是江西乡试解元。
于是，消息终于还是传到京城。
“首辅大人，湖广之事，有些过了。”
内阁首辅值房，魏广德拿着收到的消息怒气冲冲找到张居正。
“善贷，何事如此愤怒。”
魏广德直接闯进值房，根本没理会门外的书吏拦阻。
他直接往里闯，那书吏安敢强行拦下他。
张居正从书案后出来，摆手让书吏出去，这才笑着对魏广德问道：‘到底何事，闹半天我还不知道我什么事儿做的过了。’
“何心隐的事儿，他被人杖毙于狱中，王之垣该当何罪？”
若是经过官府审问治罪，魏广德也就不争什么了，就算欲加之罪也是如此。
不过不经审理直接在狱中被弄死，就有些过界了。
这是很恐怖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官府可以肆意草菅人命。
在封建社会，人命关天的时代，也是不能接受的。
“他不是死于恶疾吗？”
张居正迟疑着问道。
“呵呵，何心隐弟子从湖广传来消息，说是人被杖毙于狱中。”
魏广德很不客气说道。
“可有人证物证？”
张居正淡淡开口问道。
一开始魏广德闯进来，张居正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儿，知道是何心隐，自然也不担心了，情绪很快恢复。
被张居正这么一问，魏广德当即哑口。
“我记得之前看过湖广送来文书，那何心隐是因病死于狱中，若是被人杖死，则应有人证物证才可治罪湖广。”
张居正冷漠看向魏广德，说道。
“首辅大人，受教了。”
魏广德知道这时候占不到理，只好拱手说了句。
不过，他是打算回去，让人去追查何心隐死因。
若真是杖毙，不愁找不到人证物证，到时候就拿王之垣开刀。
“善贷，我知你心思，可何心隐死都死了，何必为他气愤。
其实，他死了更好，免得再生枝节。”
张居正继续开口说道，“其实你和他并无瓜葛，怕是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何人。
而我认识他，还曾在其讲学时和他论道，深知其为人。
何心隐若是不死，即便是充军，我依旧会让人盯着他一举一动，稍有不对立即抓捕。”
闻言，魏广德心里吃了一惊。
要知道，何心隐没有要入仕途的意思，就算他得罪张居正再狠，也不至于如此相恶才是。
“你稍等，我给你看个东西。”
张居正对魏广德说了句，转身回到里屋，从书架上一阵翻找，很快拿出一本册子，从其中抽出几张纸，这才折返回来，将手中纸笺交到魏广德手中。
魏广德接过来一看，是何心隐生平的详细记录。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嘉靖二十五年江西乡试解元，后跟随颜山农学习。
而之后的记述，就是何心隐在嘉靖三十二年回家乡办聚和堂，而其中聚合堂一段记述让魏广德大吃一惊。
其中记录何心隐潜心研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学问八年，随后回到家乡，创建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聚和堂。
这个聚和堂并非简单的社学，而是一个类似后世集体农庄的组织。
在这里，无论出身、性别、地域，所有成员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他们共同劳动，生产成果归集体所有，按照需要分配。
这种模式有点像世纪之交的人民公社，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或许就是何心隐跟着颜均学习八年的成果，渴望找到真正改善社会的方法。
多年以后，东林书院的领袖之一邹元标曾称赞聚和堂为“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不过聚和堂在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社会风尚转变倒是真的。
只不过到了嘉靖三十八年，，朝廷增加税赋“黄木银两”。
何心隐领导聚和堂反对加税，结果触怒了地方官僚，被冠以“聚集刁民闹事”罪名，被流放至偏远贵州，聚和堂被强制解散。
看到这里，魏广德隐隐有了猜测，知道张居正为什么要对付何心隐，甚至可谓不择手段也要弄死他。
或许，一开始何心隐只是想利用自身的条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一种超越现存制度束缚的乌托邦。
但是，聚和堂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后让他幡然悔悟。
在他流放贵州时，幸亏好友时任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师爷程学颜出手相助，说动胡宗宪行文贵州以参赞军务的名义要人，才免除了刑罚，何心隐也因此去了浙江投入胡宗宪门下为其幕僚。
他进了胡宗宪的幕府任职，可胡宗宪和他聊过后，直接评价“这人没啥用“，认为他对国家百姓毫无价值。
遭到冷落后，何心隐十分郁闷。
于是，何心隐又离开了浙江去了京城游学。
其实，此时魏广德也在京城，只不过他一个落魄士人，而魏广德此时却是朝堂新贵，自然不可能混在一起。
当时正值严嵩当权，何心隐对严嵩的专权也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结交了嘉靖皇帝信任的道士蓝道行。
可以说，蓝道行愿意帮忙让嘉靖皇帝恶了严家，这何心隐也是有功劳的。
甚至有说法，徐阶推荐蓝道行给嘉靖皇帝，而蓝道行面对嘉靖帝很多话术都是何心隐所教。
而在蓝道行入狱后，何心隐就开始四处躲藏，逃避严家追捕。
在此过程中，他化名何心隐，此后一直都以此名行走，都是让人都忘记他本名梁汝元。
在严家倒台后，何心隐继续四处讲学，聚集不少信徒。
记录到最后，就是何心隐在湖广办求仁会馆和讲学，其中在讲学时公开放炮说“首相蔑伦擅权”，要求朝廷全面开放民间讲学，否则他就要入京驱逐张居正，以谢天下。
看到这里，魏广德总算明白张居正要除掉他的原因了。
别人讲学是嘴炮，褒贬时政就算了，他居然说要入京城对线张居正。
虽然何心隐还没有行动，但是有了这个心思，就让张居正寝食难安。
其实，魏广德很能理解张居正的困境。
不管如何，只要何心隐扯大旗上京城，张居正就已经算是输了，扼杀萌芽就是最好的办法。
正如张居正所说，何心隐死都死了，争也是无用。
不过，他倒是对何心隐早年搞出来的聚合堂很感兴趣，感觉颇有些乌托邦的意思。
乌托邦，中文理解可以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公众选举产生。
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这种思想是流行于十九世纪初期的西欧，著名代表人物为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罗伯特·欧文、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和夏尔·傅立叶，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
而何心隐建立的聚合堂，倒是满足这些条件。
这聚合堂由族人集资建立，设有学堂、医馆和手工作坊。
在这里，大家共同耕种土地，所有收入归集体所有。
这些钱款首先用于缴纳国家赋税，余下部分则由全体成员共享。
除满足基本需求外，遇到婚丧嫁娶或生活困难的社员，都由公共资金提供帮助。
聚和堂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治社区，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和按需分配。
只不过，当遇到地方官府正赋以外的加派时，何心隐就出格了，居然组织队伍公然反抗。
在何心隐的思想里，当时社会上那套君君臣臣的三纲五常，何心隐基本已经把它们丢进了垃圾堆，只剩下了朋友之义。
如果都不把礼教放在眼里了，那封建王朝立国的统治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就算他是解元，也被当时官府下狱流放贵州。
“善贷，此人很危险，是个大麻烦。
就算他是在狱中被人杖死又如何？
人证物证，你能找到，王巡抚想来也能。”
张居正收回纸笺时，嘴里不咸不淡说道。
于是，一次闲谈中，他就跟曾光等人商量想要成事，最便当的办法，就是联合湘西当地土司，以他们手里的兵力做本钱，然后北上洞庭，沿长江东进，夺取南京，以此震动天下。
如此，其他地方教徒也可以顺势起事，从而达到推翻朝廷的目的。
说干就干！
贾邦奇为了体现自己是“君权神授”，写了一本叫《大乾启运录》的宣传手册，又造了一颗“太乾太极皇帝之宝”的印章。
然后让两名心腹带着自己亲笔书信和《大乾启运录》到湘西土司彭永年那里游说，让彭永年加入他们的团伙。
面对两个农民的空口白话，彭永年就是再傻也知道如何抉择。
起兵跟你们混？
单挑大明？
吃错药了吧？
他立刻就把来人抓了起来，接着给贵州巡抚何起鸣和湖广巡抚王之垣发文，让这两位朝廷命官一起出手抓人。
毕竟平时这种顺手就能捞着的功劳不多，见者有份，而且事后也靠着他们二位向朝廷报功。
于是很快，造反团伙首脑除了曾光之外全部被抓获。
现在，摆在王之垣面前的就是这份案卷，里面在逃人员曾光的信息。
实际上，曾光案在大明影响甚大，贾邦奇和其所写《大乾启运录》被视为妖书。
生员贾邦奇、妖道金云峰、曾光的案子报到京城，不仅在于引起朝野的关注，是惊天大案，更是被张居正利用，成为整顿清议的理由。
是年，一些文人在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的时候热心抨击朝政，称为清议。
对此，朝廷一直十分恼火，视为妖言惑众，无关乎当权者是高拱亦或者张居正。
而摆在王之垣面前的卷宗，清晰记录着在逃案犯曾光就是个妖道。
“妖道，妖道”
王之垣一番思索，很快就想到了破局办法。
这曾光以道士身份在湖广、贵州等地活动，交友甚多，而何心隐早年也曾拜入道门。
有无证据无所谓，捏造几份供词，就说何心隐和曾光有过接触，那他就可以以此派人抓捕进行审问。
如此抓人，完美避开敏感的禁讲学新政。
于是乎，王之垣马上行动，紧锣密鼓完备了口供，当即下文抓人。
把何心隐和谋反钦案联系上，这影响可不小。
就在湖广官差赶往孝感一旦抓捕何心隐的时候，已经接到京城风声的何心隐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果断躲回江西老家。
不管是何心隐还是魏广德他们看来，只要回老家，有乡邻照应着，就算湖广方面手段通天，也奈何不得。
毕竟，江西这边未必就卖你湖广官员的面子。
只不过魏广德、谭纶等人没想到的是，王之垣把何心隐和曾光案联系在一起。
涉及谋反的案子，江西官员就算不想管也不能。
于是乎，就算选择躲藏，但是湖广给江西发文抓人。
湖广方面给出的理由就是，经过秘密走访调查，何心隐和他的同乡罗巽，两人都曾经出家当道士，又都喜欢学习天文遁甲这些朝廷明令禁止的“妖术”，和妖道曾光似有联系，需缉拿归案审问。
对此，江西方面也不敢敷衍了事，只能将湖广行文移交吉安府抓人。
于是，何心隐在江西被拿下，并被解往湖广武昌。
应该说王之垣手段真的高明，知道还需要夺回江西很难抓人，于是用钦案为理由让江西不得不动手拿人。
魏广德知道消息，已经是一个月后，临近年关之时。
不过这个时候魏广德就是想再和张居正商量，尝试把人捞出来也是晚了，因为人已经死在牢中。
湖广给刑部上报，何心隐死于疾病，他从江西被押送湖广上得了病，没有挺过来，就死在牢里。
不过，更多人相信何心隐是被时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命人杖毙于狱中，甚至还传出所谓何心隐临终的话：“君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也。”
其实这话，最早是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所载，杜撰成份很大。
毕竟，就算是王之垣也是不能够正大光明处死一个有功名在身的士子，何况还是江西乡试解元。
于是，消息终于还是传到京城。
“首辅大人，湖广之事，有些过了。”
内阁首辅值房，魏广德拿着收到的消息怒气冲冲找到张居正。
“善贷，何事如此愤怒。”
魏广德直接闯进值房，根本没理会门外的书吏拦阻。
他直接往里闯，那书吏安敢强行拦下他。
张居正从书案后出来，摆手让书吏出去，这才笑着对魏广德问道：‘到底何事，闹半天我还不知道我什么事儿做的过了。’
“何心隐的事儿，他被人杖毙于狱中，王之垣该当何罪？”
若是经过官府审问治罪，魏广德也就不争什么了，就算欲加之罪也是如此。
不过不经审理直接在狱中被弄死，就有些过界了。
这是很恐怖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官府可以肆意草菅人命。
在封建社会，人命关天的时代，也是不能接受的。
“他不是死于恶疾吗？”
张居正迟疑着问道。
“呵呵，何心隐弟子从湖广传来消息，说是人被杖毙于狱中。”
魏广德很不客气说道。
“可有人证物证？”
张居正淡淡开口问道。
一开始魏广德闯进来，张居正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儿，知道是何心隐，自然也不担心了，情绪很快恢复。
被张居正这么一问，魏广德当即哑口。
“我记得之前看过湖广送来文书，那何心隐是因病死于狱中，若是被人杖死，则应有人证物证才可治罪湖广。”
张居正冷漠看向魏广德，说道。
“首辅大人，受教了。”
魏广德知道这时候占不到理，只好拱手说了句。
不过，他是打算回去，让人去追查何心隐死因。
若真是杖毙，不愁找不到人证物证，到时候就拿王之垣开刀。
“善贷，我知你心思，可何心隐死都死了，何必为他气愤。
其实，他死了更好，免得再生枝节。”
张居正继续开口说道，“其实你和他并无瓜葛，怕是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何人。
而我认识他，还曾在其讲学时和他论道，深知其为人。
何心隐若是不死，即便是充军，我依旧会让人盯着他一举一动，稍有不对立即抓捕。”
闻言，魏广德心里吃了一惊。
要知道，何心隐没有要入仕途的意思，就算他得罪张居正再狠，也不至于如此相恶才是。
“你稍等，我给你看个东西。”
张居正对魏广德说了句，转身回到里屋，从书架上一阵翻找，很快拿出一本册子，从其中抽出几张纸，这才折返回来，将手中纸笺交到魏广德手中。
魏广德接过来一看，是何心隐生平的详细记录。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嘉靖二十五年江西乡试解元，后跟随颜山农学习。
而之后的记述，就是何心隐在嘉靖三十二年回家乡办聚和堂，而其中聚合堂一段记述让魏广德大吃一惊。
其中记录何心隐潜心研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学问八年，随后回到家乡，创建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聚和堂。
这个聚和堂并非简单的社学，而是一个类似后世集体农庄的组织。
在这里，无论出身、性别、地域，所有成员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他们共同劳动，生产成果归集体所有，按照需要分配。
这种模式有点像世纪之交的人民公社，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或许就是何心隐跟着颜均学习八年的成果，渴望找到真正改善社会的方法。
多年以后，东林书院的领袖之一邹元标曾称赞聚和堂为“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不过聚和堂在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社会风尚转变倒是真的。
只不过到了嘉靖三十八年，，朝廷增加税赋“黄木银两”。
何心隐领导聚和堂反对加税，结果触怒了地方官僚，被冠以“聚集刁民闹事”罪名，被流放至偏远贵州，聚和堂被强制解散。
看到这里，魏广德隐隐有了猜测，知道张居正为什么要对付何心隐，甚至可谓不择手段也要弄死他。
或许，一开始何心隐只是想利用自身的条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一种超越现存制度束缚的乌托邦。
但是，聚和堂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后让他幡然悔悟。
在他流放贵州时，幸亏好友时任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师爷程学颜出手相助，说动胡宗宪行文贵州以参赞军务的名义要人，才免除了刑罚，何心隐也因此去了浙江投入胡宗宪门下为其幕僚。
他进了胡宗宪的幕府任职，可胡宗宪和他聊过后，直接评价“这人没啥用“，认为他对国家百姓毫无价值。
遭到冷落后，何心隐十分郁闷。
于是，何心隐又离开了浙江去了京城游学。
其实，此时魏广德也在京城，只不过他一个落魄士人，而魏广德此时却是朝堂新贵，自然不可能混在一起。
当时正值严嵩当权，何心隐对严嵩的专权也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结交了嘉靖皇帝信任的道士蓝道行。
可以说，蓝道行愿意帮忙让嘉靖皇帝恶了严家，这何心隐也是有功劳的。
甚至有说法，徐阶推荐蓝道行给嘉靖皇帝，而蓝道行面对嘉靖帝很多话术都是何心隐所教。
而在蓝道行入狱后，何心隐就开始四处躲藏，逃避严家追捕。
在此过程中，他化名何心隐，此后一直都以此名行走，都是让人都忘记他本名梁汝元。
在严家倒台后，何心隐继续四处讲学，聚集不少信徒。
记录到最后，就是何心隐在湖广办求仁会馆和讲学，其中在讲学时公开放炮说“首相蔑伦擅权”，要求朝廷全面开放民间讲学，否则他就要入京驱逐张居正，以谢天下。
看到这里，魏广德总算明白张居正要除掉他的原因了。
别人讲学是嘴炮，褒贬时政就算了，他居然说要入京城对线张居正。
虽然何心隐还没有行动，但是有了这个心思，就让张居正寝食难安。
其实，魏广德很能理解张居正的困境。
不管如何，只要何心隐扯大旗上京城，张居正就已经算是输了，扼杀萌芽就是最好的办法。
正如张居正所说，何心隐死都死了，争也是无用。
不过，他倒是对何心隐早年搞出来的聚合堂很感兴趣，感觉颇有些乌托邦的意思。
乌托邦，中文理解可以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公众选举产生。
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这种思想是流行于十九世纪初期的西欧，著名代表人物为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罗伯特·欧文、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和夏尔·傅立叶，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
而何心隐建立的聚合堂，倒是满足这些条件。
这聚合堂由族人集资建立，设有学堂、医馆和手工作坊。
在这里，大家共同耕种土地，所有收入归集体所有。
这些钱款首先用于缴纳国家赋税，余下部分则由全体成员共享。
除满足基本需求外，遇到婚丧嫁娶或生活困难的社员，都由公共资金提供帮助。
聚和堂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治社区，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和按需分配。
只不过，当遇到地方官府正赋以外的加派时，何心隐就出格了，居然组织队伍公然反抗。
在何心隐的思想里，当时社会上那套君君臣臣的三纲五常，何心隐基本已经把它们丢进了垃圾堆，只剩下了朋友之义。
如果都不把礼教放在眼里了，那封建王朝立国的统治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就算他是解元，也被当时官府下狱流放贵州。
“善贷，此人很危险，是个大麻烦。
就算他是在狱中被人杖死又如何？
人证物证，你能找到，王巡抚想来也能。”
张居正收回纸笺时，嘴里不咸不淡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