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郭康又收到了新的消息。梅尔特姆回来给他报信，说上埃及那边，已经基本谈妥了。
早前，第一阶段的交战结束的时候，谢赫和他的一批铁杆追随者，被脱欢等人放回。之后，为了反攻，他又在旧部之外，尽可能收揽了不少人手。其中，有一些是忠于他本人的马穆鲁克和自由人士兵。不过更多的，还是那些对罗马的政策很不满意，因此逃亡上埃及的人。
这些人里，有些是比较保守的宗教人士，不能接受被异教徒统治。不过，可能是习惯了这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大部分教士倒是没有这么积极地行动，而是像对于之前所有征服者一样，待在自己的教区里，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进行观望。
大部分投靠他的人，还是出于很现实的目的：有些人是不满脱欢名为赎买、实为强征的收地行为；有些人是不满自己的贸易特权或者包税特权被取消；还有些则是在官府强行稳定市价和币价的行动中吃了大亏，因此怀恨在心。
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那些因为宗教问题站队的人。刚刚在城里推行法令的时候，就有人开始逃走。那时脱欢想要派人抓捕，郭康劝他说，后面会有一堆事情需要处理，尤其是面对瘟疫之类的情况，这些人不情不愿留下来，反而很可能会坏事。哪怕不故意搞破坏，有他们在，很多事情也不好推行，所以不如放他们走，甚至鼓励他们离开。毕竟，这种人出现在对方阵营里，可能才是最好的情况。
有些官员对此很不解，觉得至少得把金银什么的扣下来。但郭康说，这些东西，又不会消失。现在扣下来，是咱们勒索当地人钱财；等回头打完再拿，就算是合理缴获了。于是，在郭康的思路下，脱欢默许了这些行为。
结果，确实有很多人选择离开，也确实降低了城里的人口数量，减少了管理压力。不过，跑路的人还是有点太多，甚至超过了郭康的意料：光是开罗，就前前后后离开了小一万人。导致他自己中间都有点怀疑，这边都没正式开始做什么呢，就这么招人烦么？
这些人南下之后，不仅提供了人力，也一反常态地慷慨起来，给谢赫提供了很多财政上的支持。之前谢赫当苏丹的时候，没少和这帮地头蛇斗来斗去，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么慷慨过，一时间又恢复了不少信心。在他们的赞助下，谢赫重新组织了政权，还从上埃及到努比亚一带，雇佣了大量贝都因牧民作为佣兵。一时间，声势迅速增长起来。
然而，和郭康预料的差不多，由于大量逃亡者的存在，谢赫的苏丹政权，反而效率极低。
为了报答这些人的赞助，谢赫开出了大批加码，给他们封官授爵，许诺之后还要给予更高的报酬。而这些人，甚至连这点时间都不想等。有些人刚在上埃及稳定下来，就开始试图圈占土地，垄断贸易，重操旧业。
这些行为，引起了当地势力的不满。但他们在财力和人际关系上，都比不过这些开罗老爷们，因此反而处处受到打压，很快就有了怨气。谢赫等人尝试进行调解，希望外来者们公忠体国，至少要收敛一下。但这些口头措施，效果非常有限。至于更有效的手段，谢赫目前也无能为力了。
由于地头蛇都不配合，苏丹政权甚至不能有效地和之前一样，组织当地“费拉”充当填线炮灰。征调补给的行动，进展也十分迟缓，只能在前线进行零星的前哨战，一时没法再拉大军出来行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之前的习惯，很多地方上的包税人和官商，都是让科普特人，以及犹太人、意大利人之类的异教徒和外族来担任的。因此，谢赫政权里，现在充斥着大批这种跑路南下的人。他们南渡之后，在苏丹政权里，甚至具有人数优势。
谢赫政权的一部分坚定支持者，是那些严格反对异教徒的教士。但目前这个情况，科普特人的地位，反而提高了。谢赫和他手下的埃米尔们，也对这些大金主言听计从，给足了面子。这样一来，教士们就很尴尬：大伙就是为了反对异教徒执政，才投奔你来的。结果你这边，还是一堆异教徒在执政。那费这么大力气跑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不过这个时候，罗马方面也在抓紧时间进行各种民政工作，同样没有精力继续进攻。局势稳定之后，郭康宣布，因为急缺人员，因此准备打破之前上千年的习惯，开始招募有能力的本地人，充任基层管理工作。并且保证，如果有政绩，还可以继续进行提升。
这之后，大批当地人都对罗马政权转变了态度。乡间的“费拉”，还有城里的商人、工匠，乃至一些基层教士，都选择了加入行省政府，谋个职位。
朝廷派来的官吏，数量很有限。郭康为了预备对付瘟疫，又大幅扩充行政编制，不断培训人员，以求进行更细致的管理。军团能提供的人手，都很不够用。中下层的大部分岗位，几乎都被这些人填充了。
因此，行省以下，各级衙门里，充满了埃及本地的天方教信徒。这又引起了传统的“文官集团”，也就是科普特人和一些天方教外来族群的不满。
到后来，罗马这边的天方教徒和苏丹政权的科普特教徒，天天隔空对骂。两边都在指责对方讨好异教徒，迫害教友。不过最后，也没吵出来什么。
瘟疫的到来，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对峙局面。
发现郭康这边在进行防备之后，谢赫等人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开罗人口众多，这些大规模的人员搬迁和卫生清理工作，不可能瞒得过其他人。临战的时候，还花心思搞这么大动静，明显就不对劲。
再加上，春夏时节，本来就是黑死病多发的时候。因此，虽然不相信他们能战胜瘟疫，谢赫也多了个心眼，开始试图模仿罗马方面的各种政策，尤其是其中那些比较简单，而且看起来应该有利于对付瘟疫的部分。
然而，苏丹政权在这方面先天不足。当年控制开罗的时候，他们都没法管住囤积居奇的商贩和上下欺瞒的包税人，现在这个情况，就更加不可能贯彻下去了。
谢赫试图把人员进行分流，将几座港口和城市里的闲杂人等搬迁出去。但命令下达之后，他手下的官员很快开始借此牟利。那些和包税人关系好，乐意花钱投献的人，就能留下来；而其他人，则会被故意迁走，丢到城外荒野去做苦工。
政权里的南迁者，故意借此对付当地的实力派，把他们强行迁走，然后霸占他们的土地、房产和商栈。而当地人也不甘示弱，借助自己的高层人脉去对抗外来包税人。双方甚至出动打手和刺客，在街头直接动武。一时间，城里乌烟瘴气，更加混乱了。
到瘟疫爆发，这些地方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城内外的不同区域，也没法建立相互独立的管理系统。很多人虽然搬到了其他地方，但依然私自来回跑，马穆鲁克们也管不住。等城里开始出现人员大量死亡，大家才慌了起来，开始试图认真进行隔离。
但是，完全阻断各个区域的联系，也是做不到的。其他不说，港口自己不产粮食，这些吃的东西，都得从外面运来。而掌握港区的科普特商人，借此大肆收受贿赂，囤积居奇。一个大饼的价格，比之前涨了几十倍，导致城区人心惶惶。
另一方面，各个区域的管理也形同虚设。只要花钱，就能从这些人手里获得通行证，自由来往。因此，瘟疫还是很快就扩散到了所有区域，包括军营和富人区。
在黑死病面前，权势、信仰和金钱都失去了意义。谢赫雇佣的贝都因部落兵大量死亡，剩下的人仓皇逃走，回到偏僻的沙漠边区，不敢来了。
那些南下的豪族和包税人，自从逃离下埃及之后，都在抱团行动，希望以此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他们还经常在各个区域频繁来往，寻找敛财机会。所以，在黑死病期间，这些人的损失，比以往还要严重的多。
等瘟疫高峰过去，他们聚集的库斯港富人区，已经十不存一。不少包税人整家整族地死亡，大量刚刚被他们圈占的房产，又空余了出来，甚至找不到能接手的人；大白天，胡狼和秃鹫，就在这些曾经让周围人不敢奢想的豪宅里公然出没，寻找食物。
上埃及的地方豪强，纷纷学着，开始闭门自保，和苏丹政权几近断绝关系。维持上下层之间往来的包税人和文官阶级，几近全军覆没，导致本来就脆弱的苏丹政权，这下几乎全盘崩溃了。
谢赫本人住在卢克索的营地里。这个地方，就是远古时候，埃及的旧都底比斯。别的东西可能不多，但城外的各处荒地、岛屿上，各种建筑遗迹，倒是遍地都有，提供了良好的临时遮蔽场所。
瘟疫爆发之后，居民们习惯性地逃出城，跑到那些废墟里避难。谢赫多坚持了一段时间，眼见秩序已经完全崩盘，也被手下架走，仓促南逃到阿斯旺一带，躲到尼罗河中间一个岛屿上。在那里的异教神庙遗迹中，暂时驻扎下来。
可能是因为古埃及人支援未来的遗迹比较多，大家跑得比较分散，所以损失的相对少一点。瘟疫结束之后，谢赫等人陆续返回，又收拢属下，得到了一批幸存者。但之前的一系列状况，让他心力交猝，一时间也无力再做什么了。
之前的历次黑死病，谢赫和埃米尔们也经历过。如果只是那几次的翻版，那么虽然会造成严重损失，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而且，黑死病也不分你是哪一方，内战的两边都会受到削弱，对结果其实影响不大。
但这次，两边的表现，对比太过明显，让苏丹政权的支持者们，都产生了动摇。
如果只是结果上的区别，还可以归结于天命，说这只是胡大嫌弃大家罪恶太多，故意拿异教徒作对比，警告信众们——总之不是人力所能及。最后的这些损失，也是躲不开的天罚，不能都归因于统治者的过错。
但这次，中间出现的各种乱象，实在太过明显，造成的后果也非常恶劣。上层的吃相过于难看，对抗也过于激烈，甚至都有些戏剧化。以至于哪怕没有多少文化的当地人，都能直观地看出，这次的损失，就是这些平日里人模狗样的所谓社会精英，自己作死作出来的。而他们自己，最后也没能逃离惩罚，几乎是个样板级别的教育故事。
瘟疫之后，不止是普通人，很大一部分中下层教士和官员，也开始对之前的立场持怀疑态度。一些上埃及的豪强，也开始偷偷地试图和罗马人建立联系，表示自己可以配合他们的政策。只要他们把这些骑在自己头上的讨厌鬼赶走，剩下的事情，大家都可以谈。
相比于之前几任以抽象行为艺术闻名的苏丹，谢赫其实算是个比较踏实能干的人——他甚至尝试过平抑粮价和币价，只是从来都没成功过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过度自信的独夫暴君，其实反而能坚持更久。倒是这样的人，更容易学会反思，结果陷入自我怀疑中，开始撑不住了。
谢赫的谋士们也建议，目前这个状况，坚持下去也意义不大。不如趁着大家都没反应过来，罗马方面没有来得及组织军队南下，上埃及本地势力也没有和他们对接好投降的事宜，先去找罗马人谈判。要是拖得太久，时局进一步变化，手里的筹码反而更少了。
就这样，他们很快派出使者，开始进行接触。经过半个多月的各方商谈，最后得出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由目前居住在开罗的纳斯尔丁长老作保，双方达成协议，谢赫会离开军队，前往麦加朝圣——在天方教世界的传统里，这个举动大概就相当于“通电下野”，是一种体面退出的方式。
原控制区的马穆鲁克，都和之前那些同行一样，由罗马方面收编。他们在名义上，会保留伊克塔和爵位，但不再进行实际的管理，而是由官府派出人员，接替原本的包税人，治理这些封地，以此换取职务和年金。很多马穆鲁克本来就管得身心俱疲，因此这一条，反而很容易就答应了下来。
由于管理人员缺失严重，埃及行省会派出官员，接管上埃及地区，并且保证一年内就进行新一轮选官，允许所有人参加，不限出身和信仰。不过，当地的豪强和教士都坚持，财政方面的管理职位，必须留给当地人——至少也得是科普特人，不得允许外来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任职。对此，行省方面也能理解，就答应了下来。
这几个最重要的地方敲定之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太纠结的了。协议很快通过，两个埃及也再次运转起来。
早前，第一阶段的交战结束的时候，谢赫和他的一批铁杆追随者，被脱欢等人放回。之后，为了反攻，他又在旧部之外，尽可能收揽了不少人手。其中，有一些是忠于他本人的马穆鲁克和自由人士兵。不过更多的，还是那些对罗马的政策很不满意，因此逃亡上埃及的人。
这些人里，有些是比较保守的宗教人士，不能接受被异教徒统治。不过，可能是习惯了这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大部分教士倒是没有这么积极地行动，而是像对于之前所有征服者一样，待在自己的教区里，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进行观望。
大部分投靠他的人，还是出于很现实的目的：有些人是不满脱欢名为赎买、实为强征的收地行为；有些人是不满自己的贸易特权或者包税特权被取消；还有些则是在官府强行稳定市价和币价的行动中吃了大亏，因此怀恨在心。
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那些因为宗教问题站队的人。刚刚在城里推行法令的时候，就有人开始逃走。那时脱欢想要派人抓捕，郭康劝他说，后面会有一堆事情需要处理，尤其是面对瘟疫之类的情况，这些人不情不愿留下来，反而很可能会坏事。哪怕不故意搞破坏，有他们在，很多事情也不好推行，所以不如放他们走，甚至鼓励他们离开。毕竟，这种人出现在对方阵营里，可能才是最好的情况。
有些官员对此很不解，觉得至少得把金银什么的扣下来。但郭康说，这些东西，又不会消失。现在扣下来，是咱们勒索当地人钱财；等回头打完再拿，就算是合理缴获了。于是，在郭康的思路下，脱欢默许了这些行为。
结果，确实有很多人选择离开，也确实降低了城里的人口数量，减少了管理压力。不过，跑路的人还是有点太多，甚至超过了郭康的意料：光是开罗，就前前后后离开了小一万人。导致他自己中间都有点怀疑，这边都没正式开始做什么呢，就这么招人烦么？
这些人南下之后，不仅提供了人力，也一反常态地慷慨起来，给谢赫提供了很多财政上的支持。之前谢赫当苏丹的时候，没少和这帮地头蛇斗来斗去，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么慷慨过，一时间又恢复了不少信心。在他们的赞助下，谢赫重新组织了政权，还从上埃及到努比亚一带，雇佣了大量贝都因牧民作为佣兵。一时间，声势迅速增长起来。
然而，和郭康预料的差不多，由于大量逃亡者的存在，谢赫的苏丹政权，反而效率极低。
为了报答这些人的赞助，谢赫开出了大批加码，给他们封官授爵，许诺之后还要给予更高的报酬。而这些人，甚至连这点时间都不想等。有些人刚在上埃及稳定下来，就开始试图圈占土地，垄断贸易，重操旧业。
这些行为，引起了当地势力的不满。但他们在财力和人际关系上，都比不过这些开罗老爷们，因此反而处处受到打压，很快就有了怨气。谢赫等人尝试进行调解，希望外来者们公忠体国，至少要收敛一下。但这些口头措施，效果非常有限。至于更有效的手段，谢赫目前也无能为力了。
由于地头蛇都不配合，苏丹政权甚至不能有效地和之前一样，组织当地“费拉”充当填线炮灰。征调补给的行动，进展也十分迟缓，只能在前线进行零星的前哨战，一时没法再拉大军出来行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之前的习惯，很多地方上的包税人和官商，都是让科普特人，以及犹太人、意大利人之类的异教徒和外族来担任的。因此，谢赫政权里，现在充斥着大批这种跑路南下的人。他们南渡之后，在苏丹政权里，甚至具有人数优势。
谢赫政权的一部分坚定支持者，是那些严格反对异教徒的教士。但目前这个情况，科普特人的地位，反而提高了。谢赫和他手下的埃米尔们，也对这些大金主言听计从，给足了面子。这样一来，教士们就很尴尬：大伙就是为了反对异教徒执政，才投奔你来的。结果你这边，还是一堆异教徒在执政。那费这么大力气跑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不过这个时候，罗马方面也在抓紧时间进行各种民政工作，同样没有精力继续进攻。局势稳定之后，郭康宣布，因为急缺人员，因此准备打破之前上千年的习惯，开始招募有能力的本地人，充任基层管理工作。并且保证，如果有政绩，还可以继续进行提升。
这之后，大批当地人都对罗马政权转变了态度。乡间的“费拉”，还有城里的商人、工匠，乃至一些基层教士，都选择了加入行省政府，谋个职位。
朝廷派来的官吏，数量很有限。郭康为了预备对付瘟疫，又大幅扩充行政编制，不断培训人员，以求进行更细致的管理。军团能提供的人手，都很不够用。中下层的大部分岗位，几乎都被这些人填充了。
因此，行省以下，各级衙门里，充满了埃及本地的天方教信徒。这又引起了传统的“文官集团”，也就是科普特人和一些天方教外来族群的不满。
到后来，罗马这边的天方教徒和苏丹政权的科普特教徒，天天隔空对骂。两边都在指责对方讨好异教徒，迫害教友。不过最后，也没吵出来什么。
瘟疫的到来，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对峙局面。
发现郭康这边在进行防备之后，谢赫等人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开罗人口众多，这些大规模的人员搬迁和卫生清理工作，不可能瞒得过其他人。临战的时候，还花心思搞这么大动静，明显就不对劲。
再加上，春夏时节，本来就是黑死病多发的时候。因此，虽然不相信他们能战胜瘟疫，谢赫也多了个心眼，开始试图模仿罗马方面的各种政策，尤其是其中那些比较简单，而且看起来应该有利于对付瘟疫的部分。
然而，苏丹政权在这方面先天不足。当年控制开罗的时候，他们都没法管住囤积居奇的商贩和上下欺瞒的包税人，现在这个情况，就更加不可能贯彻下去了。
谢赫试图把人员进行分流，将几座港口和城市里的闲杂人等搬迁出去。但命令下达之后，他手下的官员很快开始借此牟利。那些和包税人关系好，乐意花钱投献的人，就能留下来；而其他人，则会被故意迁走，丢到城外荒野去做苦工。
政权里的南迁者，故意借此对付当地的实力派，把他们强行迁走，然后霸占他们的土地、房产和商栈。而当地人也不甘示弱，借助自己的高层人脉去对抗外来包税人。双方甚至出动打手和刺客，在街头直接动武。一时间，城里乌烟瘴气，更加混乱了。
到瘟疫爆发，这些地方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城内外的不同区域，也没法建立相互独立的管理系统。很多人虽然搬到了其他地方，但依然私自来回跑，马穆鲁克们也管不住。等城里开始出现人员大量死亡，大家才慌了起来，开始试图认真进行隔离。
但是，完全阻断各个区域的联系，也是做不到的。其他不说，港口自己不产粮食，这些吃的东西，都得从外面运来。而掌握港区的科普特商人，借此大肆收受贿赂，囤积居奇。一个大饼的价格，比之前涨了几十倍，导致城区人心惶惶。
另一方面，各个区域的管理也形同虚设。只要花钱，就能从这些人手里获得通行证，自由来往。因此，瘟疫还是很快就扩散到了所有区域，包括军营和富人区。
在黑死病面前，权势、信仰和金钱都失去了意义。谢赫雇佣的贝都因部落兵大量死亡，剩下的人仓皇逃走，回到偏僻的沙漠边区，不敢来了。
那些南下的豪族和包税人，自从逃离下埃及之后，都在抱团行动，希望以此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他们还经常在各个区域频繁来往，寻找敛财机会。所以，在黑死病期间，这些人的损失，比以往还要严重的多。
等瘟疫高峰过去，他们聚集的库斯港富人区，已经十不存一。不少包税人整家整族地死亡，大量刚刚被他们圈占的房产，又空余了出来，甚至找不到能接手的人；大白天，胡狼和秃鹫，就在这些曾经让周围人不敢奢想的豪宅里公然出没，寻找食物。
上埃及的地方豪强，纷纷学着，开始闭门自保，和苏丹政权几近断绝关系。维持上下层之间往来的包税人和文官阶级，几近全军覆没，导致本来就脆弱的苏丹政权，这下几乎全盘崩溃了。
谢赫本人住在卢克索的营地里。这个地方，就是远古时候，埃及的旧都底比斯。别的东西可能不多，但城外的各处荒地、岛屿上，各种建筑遗迹，倒是遍地都有，提供了良好的临时遮蔽场所。
瘟疫爆发之后，居民们习惯性地逃出城，跑到那些废墟里避难。谢赫多坚持了一段时间，眼见秩序已经完全崩盘，也被手下架走，仓促南逃到阿斯旺一带，躲到尼罗河中间一个岛屿上。在那里的异教神庙遗迹中，暂时驻扎下来。
可能是因为古埃及人支援未来的遗迹比较多，大家跑得比较分散，所以损失的相对少一点。瘟疫结束之后，谢赫等人陆续返回，又收拢属下，得到了一批幸存者。但之前的一系列状况，让他心力交猝，一时间也无力再做什么了。
之前的历次黑死病，谢赫和埃米尔们也经历过。如果只是那几次的翻版，那么虽然会造成严重损失，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而且，黑死病也不分你是哪一方，内战的两边都会受到削弱，对结果其实影响不大。
但这次，两边的表现，对比太过明显，让苏丹政权的支持者们，都产生了动摇。
如果只是结果上的区别，还可以归结于天命，说这只是胡大嫌弃大家罪恶太多，故意拿异教徒作对比，警告信众们——总之不是人力所能及。最后的这些损失，也是躲不开的天罚，不能都归因于统治者的过错。
但这次，中间出现的各种乱象，实在太过明显，造成的后果也非常恶劣。上层的吃相过于难看，对抗也过于激烈，甚至都有些戏剧化。以至于哪怕没有多少文化的当地人，都能直观地看出，这次的损失，就是这些平日里人模狗样的所谓社会精英，自己作死作出来的。而他们自己，最后也没能逃离惩罚，几乎是个样板级别的教育故事。
瘟疫之后，不止是普通人，很大一部分中下层教士和官员，也开始对之前的立场持怀疑态度。一些上埃及的豪强，也开始偷偷地试图和罗马人建立联系，表示自己可以配合他们的政策。只要他们把这些骑在自己头上的讨厌鬼赶走，剩下的事情，大家都可以谈。
相比于之前几任以抽象行为艺术闻名的苏丹，谢赫其实算是个比较踏实能干的人——他甚至尝试过平抑粮价和币价，只是从来都没成功过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过度自信的独夫暴君，其实反而能坚持更久。倒是这样的人，更容易学会反思，结果陷入自我怀疑中，开始撑不住了。
谢赫的谋士们也建议，目前这个状况，坚持下去也意义不大。不如趁着大家都没反应过来，罗马方面没有来得及组织军队南下，上埃及本地势力也没有和他们对接好投降的事宜，先去找罗马人谈判。要是拖得太久，时局进一步变化，手里的筹码反而更少了。
就这样，他们很快派出使者，开始进行接触。经过半个多月的各方商谈，最后得出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由目前居住在开罗的纳斯尔丁长老作保，双方达成协议，谢赫会离开军队，前往麦加朝圣——在天方教世界的传统里，这个举动大概就相当于“通电下野”，是一种体面退出的方式。
原控制区的马穆鲁克，都和之前那些同行一样，由罗马方面收编。他们在名义上，会保留伊克塔和爵位，但不再进行实际的管理，而是由官府派出人员，接替原本的包税人，治理这些封地，以此换取职务和年金。很多马穆鲁克本来就管得身心俱疲，因此这一条，反而很容易就答应了下来。
由于管理人员缺失严重，埃及行省会派出官员，接管上埃及地区，并且保证一年内就进行新一轮选官，允许所有人参加，不限出身和信仰。不过，当地的豪强和教士都坚持，财政方面的管理职位，必须留给当地人——至少也得是科普特人，不得允许外来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任职。对此，行省方面也能理解，就答应了下来。
这几个最重要的地方敲定之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太纠结的了。协议很快通过，两个埃及也再次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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