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一次调查，《光明报》派了浩浩荡荡的调研团队，拢共十多人。记者们都出自城市家庭，而且是沪市、羊城这些大城市。
对当前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只是听说过，却没有实际感受过。出发前，当地的干部再三叮嘱道：“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惊讶。”
有个女记者问：“为什么不能惊讶？”
干部道：“人家虽然条件不好，也是知道写自己名字，有羞耻心的，你们那些惊讶的表情一出来，大家都会感到很难堪。”
《光明报》的记者纷纷记住这个事情，告诉自己，不论遇到什么啥都绝不能大惊小怪。
众人乘坐几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是当地的导游。从该地北方到中部，再到最南方，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杆子直接插到村里面，访到户。
前后跑了二十多个村，一不开会，二不进行任何汇报，只是听，看，问，还有记录。
结果在实际考察当中，还是令他们震撼了：先是在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中，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屋里面还坐着一个破洞衣衫的小娃娃。
茅草屋上面有个烟囱，中午，剧烈的阳光就通过这个烟囱投射下来，留下一块耀眼的光柱，这个小娃娃就在这看故事书。
这一幕太震撼了。简直是当代的凿壁偷光。
记者问：“你家里人呢？”
“都去南方打工去了。”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你怎么不去上学？”
小娃娃顿时就不说话了，脸上浮现出很害怕的表情，记者再三询问，小娃娃道：
“我从学校借了一本书来看，学校里面大家都要来抢它，我抢不过别人，就把故事看完了再去上学。”
记者把那本书拿过来，原来是一本薄薄的《小鞋子》。小娃娃的身边，还有一本语文书，他不去翻语文书，却偏要看故事书。
这个小孩说：“故事书比语文书有趣儿多了！”
记者一翻语文书，发现里面都是些理论内容，心里想，怪不得小孩宁可去。
当时的教材用的是82版，这一版修订于改开后，与前面相比突破不大，语文教材中，还有许多阶级理论性质的东西，对于小孩来说十分晦涩难懂。
而后，记者们又去另一个地方走访。这个地方是老区，经济发展稍微好一些，半个世纪前，当地二十万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并牺牲掉的青壮年，就有十万人之多。到现在，这里仍然是知名的拥军乡。
他们找到一户老农，这户老农有三个孩子，两个参军去了南方，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在当地读书。
在前线的大儿子特别喜欢，经常要寄信回来，心里面夹杂着自己的阅读心得，他这几年经常提到一个名叫“余切”的作家。今年国庆，部队宣布要对人数进行调整，也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回归社会。这个去前线冲锋陷阵过的战士并不畏惧继续作战，也不担心转业后没着落，反而对以后不在前线，因此没有免费的烟抽了，没有看了很难过。
学校里面，老师也谈论到余切的，因此，老农就让还在读书的小儿子，把听到的“余切故事”背下来给他听。
小儿子才几岁大，好多故事都记不清楚。记者在这听了一阵子，发觉小孩子背诵得东倒西歪，缺少许多关键情节。
比如，余则成明明是个军统嫡系，后面变成了保密局的人，余则成靠军统和中统之间的内斗，果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巧妙的把自己摘出去，成了个不粘锅。
小孩儿却不知道这些东西，只说这是个敌人特务。把里面步步为营的人事斗争，变成了主角光环的冒险。
真是把的精华都省去了呀！
这为何在宝岛也受欢迎，不就因为写得真嘛！
《光明报》中有位记者是羊城人，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潜伏》系列和《新现实》系列，沪市文艺版本的一出来，羊城隔了一周多就上市了。这个记者便把最新的《潜伏》讲给老农听……这一讲直接花了快一整天，讲到天昏地暗，月上梢头。
从余则成这个果党特务开始讲起，到余则成和左蓝再次相遇，发觉这个中央大学的女学生，竟然是个地下党……
老农听得眉飞色舞，特地要找当地的土烟来抽，一边抽一边迷醉道：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故事，怪不得我儿子呆在那不愿意回来！我也不愿意回来！前线天天都有这种来看，还有免费的烟、酒，真是赛神仙！”
记者送了这一家人一套全新的《潜伏》，老农竟高兴得落泪。
《光明报》最后去的地方，是当地某贫困村的政府大楼。在这里，他们见识到一种专门给人讲故事的“读报员”，读报员在乡村很受追捧，一般是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大队会计之类的基层知识分子来担任。因为彼时很多人不识字，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这些读报员来传达。
读报员还担当故事王的重担，时下流行的，都会进入到读报员的嘴里面。当时，各级别政府和事业单位有订购文学杂志的习惯，然而这上面的故事，许多人却没办法看，也没办法借过去借过来，一个村只有一个行政单位，一本杂志，村里面却至少有数千人，书里面的内容只好通过读报员靠肉嗓子来讲。
在这就不仅仅是余切的受欢迎了，几乎所有都受欢迎。屈铁宁前两年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阿城写的《棋王》通通极受欢迎。读报员讲得口水都干了，也不好停下来，因为底下正有一群人眼巴巴盯着他讲下去。
记者去采访“读报员”：“辛不辛苦？”
读报员道：“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我现在讲这些，比讲大政方针讲得还要多一些。而且我说个实在话，许多群众不关心国际大事怎么样了，到我这里来专程是听来的。”
记者又问：“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反映的？”
一位中学教师道：“我们这里都被翻烂了，说烂了，我希望政府能多发一些，甚至请一些人来专门讲。”
《光明报》的考察团把事情写成一份报告：《精神食粮供给迫在眉睫》，文章一经发出，立刻引起社会的重视。
上面作出批示：要关心群众的精神食粮，物质和精神需两头走。
余切所在的文坛立刻在年末开大会，《文艺报》、《京城文艺》等理论杂志纷纷发文。各家都站出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余切因本年度成绩最为斐然，被选定来给大家做报告。
会议就在燕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行，余切稍微做了几天准备。
这个“精神食粮”的提倡，原时空也发生过，但是没有这么早。本来它发生的时间大概在九十年代初，主要是针对电影制片厂粗制滥造的cult片，其影响也局限在电影圈，没想到现在竟然提前吹到了文坛。
怎么会提前呢？
难道是哪个大佬看了，看了新闻之后有感而发，所以才有了这个提倡？
不知道贾平凸还敢不敢写《废都》……
几天后，余切在报告中讲道：“我们当前在物质条件上确实匮乏，《光明报》的发文，上面的号召，我们都很清楚，然而资源只有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要给人人都发一本文学期刊呢？”
他大声道：“这不现实。不仅如此，我们就连给每个大学生都发一本文学期刊，也不现实。我读的大学是燕京大学——全国最好的大学，我们学校里面，尚且有很多人买不起一份，而我们又看得十分快，一本不够，十本百本也不能足够。”
忽然，余切想到，明年就要成立教材编委会，一批当代被选进了新教材中。余切想来想去，就把目标瞄向了教科书：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在教育上的成功；大人的世界我们一时很难有作为，比较现实的方案是主抓孩子的精神食粮，而重中之重是把语文教科书编好……”
“简而言之，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一个扫盲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公共消费品，是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语文教材里面的课文，不仅仅学生要看，教师也要看，学生的父母也要看……贫困山区的学生要自己找来看，我想，为什么不让他们的教科书中，本来就有几篇当代美文。”
“几十年后，可能农村里面的孩子走到了城市，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教材，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教材里面有‘天安门’，有‘少年宫’，有‘纽约的时代大厦’……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奇怪的摩斯电码，还有天上的飞行器？俄国的契科夫、法国的福楼拜究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感到疑惑——这些东西距离他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远，还不如讲讲怎么割猪草，怎么割麦子，他们用了几十年才从教材中的‘少年宫’走到真实的少年宫，才在大城市的摩斯电码工具书里面知道，原来余则成还有一条情报发给他们，只是遗落了几十年……他们感到那些以前学过的东西没什么用。”
余切笑道：“但我们就是要提前几十年把这些编在教材里面，因为他们正是看了，对世界产生了好奇，才真正的从山村里面，走入到有少年宫的大城市里。这些东西，社会上许多人并不明白，但我们作为作家，是应当明白的。”
余切的话一讲完，全场立刻响起激烈的掌声。《光明报》派了记者来首都参会，见到这个场景，激动得发一篇文章《多一些故事，少一些理论》。
流沙河就坐在底下。他一边点头，一边把这一幕记下，准备介绍到宝岛去。
如今，余切在华人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能抵达的土地，也许就是这一片芭蕉叶。
流沙河觉得纳闷：余切显然是很有远见的人，为啥不愿去这个国际写作交流计划呢？
流沙河直接找到余切问：“你写，已经想到了几十年后的影响；上面说要重视精神食粮，你也立刻想到了从教科书着手，那你为什么不愿去国际写作交流计划？”
流沙河说起了余切曾经在蓉城时听到的一模一样的话。
“俄国文学、法国文学的辉煌都早已经是过去时，今天大众所不了解的是，世界上文学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区，恰好是美国。这是世界上文学的最高舞台，诗人北岛在美国，燕大79级的文学黄金一代大部分在美国，宝岛、港地的优秀作家，也去了美国访问……美国就是这样的地位。”
这是真的，漂亮国是真正的文化强国。聂华令搞的那个写作交流，如果在漂亮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这种影响力。美国人财大气粗，书商的实力异常强大，可将任何一个一流作家推到世界巨星级别。
余切道：“我们全世界的中文作家当然应该来交流，但是场合不一定要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我直白的讲，我不喜欢聂华令那个场所。”
他又说：“只要宝岛作家发出邀请，我一定赴美参加，美国那么大，何必非要局限在爱荷华大学。”
流沙河特震惊：免费的津贴你不要，免费的飞机票你不要，爱荷华大学的镀金你不要……难道这些对你都不重要吗？
等等，好像余切确实不需要这些。
11月，也是在这个月，余切的《新现实》系列在日本上市。这一系列书原定于9月上市，因拜鬼风波暂缓了两个月，尽管如此，上市之后还是受到热捧。
岩波书库已经对如何收割日本文学青年已经手拿把攥，轻车熟路。
他们特地把余切塑造为一个“直面不公，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形象。日本有一批人看了余切的，只要一碰到社会上有什么弊病，立刻就抬出余切：
“你看，余切早就在中写出来了！”
“如果我们能按照余先生的智慧去做事，怎么会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
日本多位文学名家都写了评论稿。
井上靖称余切的书“写的是异国，其实对我们也有极大的用处。唐人的风貌在余先生的身上体现得很明白。”
日本文学的中流砥柱，村上村树推荐道：“拜读这些文章后，比起足球上的天赋差距，在文学上的差距更令我不甘。”
对当前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只是听说过，却没有实际感受过。出发前，当地的干部再三叮嘱道：“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惊讶。”
有个女记者问：“为什么不能惊讶？”
干部道：“人家虽然条件不好，也是知道写自己名字，有羞耻心的，你们那些惊讶的表情一出来，大家都会感到很难堪。”
《光明报》的记者纷纷记住这个事情，告诉自己，不论遇到什么啥都绝不能大惊小怪。
众人乘坐几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是当地的导游。从该地北方到中部，再到最南方，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杆子直接插到村里面，访到户。
前后跑了二十多个村，一不开会，二不进行任何汇报，只是听，看，问，还有记录。
结果在实际考察当中，还是令他们震撼了：先是在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中，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屋里面还坐着一个破洞衣衫的小娃娃。
茅草屋上面有个烟囱，中午，剧烈的阳光就通过这个烟囱投射下来，留下一块耀眼的光柱，这个小娃娃就在这看故事书。
这一幕太震撼了。简直是当代的凿壁偷光。
记者问：“你家里人呢？”
“都去南方打工去了。”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你怎么不去上学？”
小娃娃顿时就不说话了，脸上浮现出很害怕的表情，记者再三询问，小娃娃道：
“我从学校借了一本书来看，学校里面大家都要来抢它，我抢不过别人，就把故事看完了再去上学。”
记者把那本书拿过来，原来是一本薄薄的《小鞋子》。小娃娃的身边，还有一本语文书，他不去翻语文书，却偏要看故事书。
这个小孩说：“故事书比语文书有趣儿多了！”
记者一翻语文书，发现里面都是些理论内容，心里想，怪不得小孩宁可去。
当时的教材用的是82版，这一版修订于改开后，与前面相比突破不大，语文教材中，还有许多阶级理论性质的东西，对于小孩来说十分晦涩难懂。
而后，记者们又去另一个地方走访。这个地方是老区，经济发展稍微好一些，半个世纪前，当地二十万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并牺牲掉的青壮年，就有十万人之多。到现在，这里仍然是知名的拥军乡。
他们找到一户老农，这户老农有三个孩子，两个参军去了南方，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在当地读书。
在前线的大儿子特别喜欢，经常要寄信回来，心里面夹杂着自己的阅读心得，他这几年经常提到一个名叫“余切”的作家。今年国庆，部队宣布要对人数进行调整，也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回归社会。这个去前线冲锋陷阵过的战士并不畏惧继续作战，也不担心转业后没着落，反而对以后不在前线，因此没有免费的烟抽了，没有看了很难过。
学校里面，老师也谈论到余切的，因此，老农就让还在读书的小儿子，把听到的“余切故事”背下来给他听。
小儿子才几岁大，好多故事都记不清楚。记者在这听了一阵子，发觉小孩子背诵得东倒西歪，缺少许多关键情节。
比如，余则成明明是个军统嫡系，后面变成了保密局的人，余则成靠军统和中统之间的内斗，果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巧妙的把自己摘出去，成了个不粘锅。
小孩儿却不知道这些东西，只说这是个敌人特务。把里面步步为营的人事斗争，变成了主角光环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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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报》中有位记者是羊城人，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潜伏》系列和《新现实》系列，沪市文艺版本的一出来，羊城隔了一周多就上市了。这个记者便把最新的《潜伏》讲给老农听……这一讲直接花了快一整天，讲到天昏地暗，月上梢头。
从余则成这个果党特务开始讲起，到余则成和左蓝再次相遇，发觉这个中央大学的女学生，竟然是个地下党……
老农听得眉飞色舞，特地要找当地的土烟来抽，一边抽一边迷醉道：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故事，怪不得我儿子呆在那不愿意回来！我也不愿意回来！前线天天都有这种来看，还有免费的烟、酒，真是赛神仙！”
记者送了这一家人一套全新的《潜伏》，老农竟高兴得落泪。
《光明报》最后去的地方，是当地某贫困村的政府大楼。在这里，他们见识到一种专门给人讲故事的“读报员”，读报员在乡村很受追捧，一般是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大队会计之类的基层知识分子来担任。因为彼时很多人不识字，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这些读报员来传达。
读报员还担当故事王的重担，时下流行的，都会进入到读报员的嘴里面。当时，各级别政府和事业单位有订购文学杂志的习惯，然而这上面的故事，许多人却没办法看，也没办法借过去借过来，一个村只有一个行政单位，一本杂志，村里面却至少有数千人，书里面的内容只好通过读报员靠肉嗓子来讲。
在这就不仅仅是余切的受欢迎了，几乎所有都受欢迎。屈铁宁前两年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阿城写的《棋王》通通极受欢迎。读报员讲得口水都干了，也不好停下来，因为底下正有一群人眼巴巴盯着他讲下去。
记者去采访“读报员”：“辛不辛苦？”
读报员道：“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我现在讲这些，比讲大政方针讲得还要多一些。而且我说个实在话，许多群众不关心国际大事怎么样了，到我这里来专程是听来的。”
记者又问：“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反映的？”
一位中学教师道：“我们这里都被翻烂了，说烂了，我希望政府能多发一些，甚至请一些人来专门讲。”
《光明报》的考察团把事情写成一份报告：《精神食粮供给迫在眉睫》，文章一经发出，立刻引起社会的重视。
上面作出批示：要关心群众的精神食粮，物质和精神需两头走。
余切所在的文坛立刻在年末开大会，《文艺报》、《京城文艺》等理论杂志纷纷发文。各家都站出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余切因本年度成绩最为斐然，被选定来给大家做报告。
会议就在燕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行，余切稍微做了几天准备。
这个“精神食粮”的提倡，原时空也发生过，但是没有这么早。本来它发生的时间大概在九十年代初，主要是针对电影制片厂粗制滥造的cult片，其影响也局限在电影圈，没想到现在竟然提前吹到了文坛。
怎么会提前呢？
难道是哪个大佬看了，看了新闻之后有感而发，所以才有了这个提倡？
不知道贾平凸还敢不敢写《废都》……
几天后，余切在报告中讲道：“我们当前在物质条件上确实匮乏，《光明报》的发文，上面的号召，我们都很清楚，然而资源只有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要给人人都发一本文学期刊呢？”
他大声道：“这不现实。不仅如此，我们就连给每个大学生都发一本文学期刊，也不现实。我读的大学是燕京大学——全国最好的大学，我们学校里面，尚且有很多人买不起一份，而我们又看得十分快，一本不够，十本百本也不能足够。”
忽然，余切想到，明年就要成立教材编委会，一批当代被选进了新教材中。余切想来想去，就把目标瞄向了教科书：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在教育上的成功；大人的世界我们一时很难有作为，比较现实的方案是主抓孩子的精神食粮，而重中之重是把语文教科书编好……”
“简而言之，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一个扫盲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公共消费品，是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语文教材里面的课文，不仅仅学生要看，教师也要看，学生的父母也要看……贫困山区的学生要自己找来看，我想，为什么不让他们的教科书中，本来就有几篇当代美文。”
“几十年后，可能农村里面的孩子走到了城市，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教材，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教材里面有‘天安门’，有‘少年宫’，有‘纽约的时代大厦’……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奇怪的摩斯电码，还有天上的飞行器？俄国的契科夫、法国的福楼拜究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感到疑惑——这些东西距离他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远，还不如讲讲怎么割猪草，怎么割麦子，他们用了几十年才从教材中的‘少年宫’走到真实的少年宫，才在大城市的摩斯电码工具书里面知道，原来余则成还有一条情报发给他们，只是遗落了几十年……他们感到那些以前学过的东西没什么用。”
余切笑道：“但我们就是要提前几十年把这些编在教材里面，因为他们正是看了，对世界产生了好奇，才真正的从山村里面，走入到有少年宫的大城市里。这些东西，社会上许多人并不明白，但我们作为作家，是应当明白的。”
余切的话一讲完，全场立刻响起激烈的掌声。《光明报》派了记者来首都参会，见到这个场景，激动得发一篇文章《多一些故事，少一些理论》。
流沙河就坐在底下。他一边点头，一边把这一幕记下，准备介绍到宝岛去。
如今，余切在华人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能抵达的土地，也许就是这一片芭蕉叶。
流沙河觉得纳闷：余切显然是很有远见的人，为啥不愿去这个国际写作交流计划呢？
流沙河直接找到余切问：“你写，已经想到了几十年后的影响；上面说要重视精神食粮，你也立刻想到了从教科书着手，那你为什么不愿去国际写作交流计划？”
流沙河说起了余切曾经在蓉城时听到的一模一样的话。
“俄国文学、法国文学的辉煌都早已经是过去时，今天大众所不了解的是，世界上文学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区，恰好是美国。这是世界上文学的最高舞台，诗人北岛在美国，燕大79级的文学黄金一代大部分在美国，宝岛、港地的优秀作家，也去了美国访问……美国就是这样的地位。”
这是真的，漂亮国是真正的文化强国。聂华令搞的那个写作交流，如果在漂亮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这种影响力。美国人财大气粗，书商的实力异常强大，可将任何一个一流作家推到世界巨星级别。
余切道：“我们全世界的中文作家当然应该来交流，但是场合不一定要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我直白的讲，我不喜欢聂华令那个场所。”
他又说：“只要宝岛作家发出邀请，我一定赴美参加，美国那么大，何必非要局限在爱荷华大学。”
流沙河特震惊：免费的津贴你不要，免费的飞机票你不要，爱荷华大学的镀金你不要……难道这些对你都不重要吗？
等等，好像余切确实不需要这些。
11月，也是在这个月，余切的《新现实》系列在日本上市。这一系列书原定于9月上市，因拜鬼风波暂缓了两个月，尽管如此，上市之后还是受到热捧。
岩波书库已经对如何收割日本文学青年已经手拿把攥，轻车熟路。
他们特地把余切塑造为一个“直面不公，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形象。日本有一批人看了余切的，只要一碰到社会上有什么弊病，立刻就抬出余切：
“你看，余切早就在中写出来了！”
“如果我们能按照余先生的智慧去做事，怎么会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
日本多位文学名家都写了评论稿。
井上靖称余切的书“写的是异国，其实对我们也有极大的用处。唐人的风貌在余先生的身上体现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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